１９３２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对我灵魂深处的启发、鼓舞太深刻了，可以说，我一生的政治思想活动，都与这次战火有深切的关系。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寇长驱直入东三省，使三千里锦绣江山沦于敌手。国土沦丧，国亡无日。广州中山大学师生全体到各城市甚至深入穷乡僻壤宣传抗日救亡。我那时在中大附中读二年级，也随龙川县的同学张国馨、刘士旭、徐阳春……等十余人返龙川家乡各中小学校进行宣传，往往是全场声泪俱下，义愤填膺，满腔燃起抗日怒火。但是，当时南京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日寇得寸进尺，调兵遣将，扬言三日灭亡中国。中山大学师生遂组织北上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抗日。那年我正好１９岁，亦参加了请愿团。当时，请愿团的带队人是马景曾，中大的龙川籍同学，有我和黄士崇、黄杏文、黄观丁四人；一大队人浩浩荡荡，坐太古船北上，轮船到了厦门，就听到上海的抗日战争已打起来了，是十九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全体团员非常兴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保卫祖国”的口号声和歌曲声中，轮船进入吴淞口，停在黄浦江边。

     这时上海天气阴沉，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火光烛天、枪声、炮声、飞机声、轰炸声，日夜响个不停。蔡廷锴将军亲自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杀敌白刃相接，血肉横飞。因为十九路军是粤军，多数官兵是广东人，当时日寇见带有广字号的店铺一律焚烧。我们在甲板上彻夜不寐，一面看战火，一面看战报，讨论战局。当看到上海的学生、工人、市民及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走上前线，捐物献金，慰劳军队，组织救护队，这种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壮举，令人非常兴奋。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是分不开的。我们对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以及师长毛维寿、区寿年、沈光汉及其他将领，都是无限敬佩，尤其我们四位龙川中大同学知道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就是龙川人，更感到这是龙川人的光荣。

    我们在甲板上，只能在南京路上看看，而且大多数都闭门不营业了，去南京更难，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而且听说南京政府要迁都了，所以全团仍乘太古船折回广西。但是，一幅抗日战争的壮烈场面，冲锋陷阵战士们的英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燃起舍身救国的热望，多么渴望看到英雄风采，能跟他们走爱国的道路啊！这就是我后来参加当时以十九路军人员为基底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同盟），以及以后参加“民联”、“民革”的原因。

     蔡廷锴将军的形象，在“一·二八”战后不久，我看到了，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来中大的大钟楼大礼堂作演讲。他高大威武，声音宏亮，语言简洁，生动有力。他报告抗日战争的英勇杀敌情况，句句精彩，掌声不断，都为他的军人风采所倾倒，我又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虽然我参加“大同盟”、“民联”、“民革”多年，但一直没有见过十九路军总司令蒋光鼐。虽然我们之间有些交往，过了近二十年，在北京才第一次见面。谁也不会想到，建国后他任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我任秘书长，竟达１６年之久，直到他去世。在我过去想象中，他一定亦是魁梧威猛的一介武夫，但出乎意外，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他办事公道，平易近人，不求名利，以身作则的作风，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教育。我多年崇拜的英雄，一旦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是多么幸福啊！

     “一·二八”抗日战争，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教育了我们整个一代人，而我尤为荣幸，在一生的活动中，与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年近九十，“一·二八”抗战的壮烈的场面，记忆犹新。为国牺牲的十九路军将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