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将军
外公如若健在，今年已满百岁，该称得上世纪老人了。
今年，举世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国人也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作为这场神圣民族战争的亲历者、当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要指挥者，蒋光鼐、蔡廷锴公公与外公三人或将九泉相会，重叙旧谊；或亦将被邀参加某处的胜利庆典。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战败强虏、抛却屈辱的对外战争，对此，外公他们那一代人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毕竟，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曾经奋然而起，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火一般的激情为捍卫国家尊严而进行过殊死的战斗，谱写下一部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年之于外公，也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了。
外公戴戟将军（1895－1973），祖籍安徽旌德。早在辛亥革命时，即受民主思潮影响，毅然离家赴上海加入学生军。民国初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此遂步入漫长的军旅生涯。讨袁时，他转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粤军任团长，后一度出任广东肇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堂长。1925年，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外公临战受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与时任二十八团团长的蒋光鼐、二十九团团长的蔡廷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自此开始了他们三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诚笃友谊。1926年，外公所部参加北伐。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坚毅勇猛。是年8月26－27日汀泗桥之役，是北伐战争的关键战役之一，军阀吴佩孚部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外公亲冒矢石，率军奋力冲杀，与并肩战斗的叶挺独立团等部一道，终于胜利突破敌军防线。外公本人在激战中身负重伤。此后，以善打硬仗而闻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遂获“铁军”之称。克复武汉后，外公升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宁汉分裂，一时神州大地阴云密布，大革命失败了。外公感到十分苦闷，即以养伤为名辞职。
然而，他终究是个军人，心系报国。不久，他应好友陈铭枢、蔡廷锴之邀，再返军队，出任重新编组的十九路军参谋长、六十一师师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势如累卵。日寇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中国之软弱可欺，乃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觊觎上海。1932年初，日本特务机关为转移国际视线，在上海蓄意寻衅，伺机扩大侵略。当时，外公所在的十九路军正驻防上海，他本人以该军领导成员之一的身份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在日寇的嚣张气焰之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卑怯畏缩，一再退让。外公作为首当其冲的地方军事长官，也面临重大压力，他却毫不妥协，既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守土有责”的决心，又灵活应对，相机行事，不予敌方以滋事挑衅的口实。他一面积极派人侦察敌军动态，及时判明，在日本浪人制造的局部事端背后，潜藏着日军更大的“侵沪意图”。另一方面，他又立即电告时在南京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并亲往医院面见正在治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分析时局，部署防务。
1月23日，外公闻悉日本“大井”号巡洋舰运载大批海军陆战队开赴上海，战事已临一触即发之势，遂会同蒋、蔡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外公在会上慷慨陈词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才是我辈革命军人的真正出路。”将士闻之，热血沸腾，群情振奋。会议作出了死守上海的决定。会后，外公留下遗书，安顿了外婆和时尚年幼的母亲，抱着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踏上了抗战指挥的第一线。
1月28日深夜11时，外公获得日军将进占闸北的报告，立即命令一一六旅翁照垣部严密戒备。半小时后，部队甫抵阵地布防完毕，战斗就打响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装甲车掩护下，向闸北发起突然进攻，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当即开火反击，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公与蒋光鼐、蔡廷锴将军连夜步行至真如车站，设立指挥部，调遣部队。同时，通电全国，表示：“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情，可质天日而昭世界！”
当战斗最激烈时，外公往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第一线指挥。一次，吴淞要塞守军司令畏惧日军的疯狂进攻，临阵脱逃，阵地危殆。外公闻讯后，不顾枪林弹雨倾泻而至，迅即赶往吴淞前沿，及时组织反击，打得敌寇王牌部队四散溃逃，狼狈退却。
在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抗日热情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十九路军会同其后增援而来的张治中将军所率第五军，在闸北、宝山、吴淞一带英勇抵抗，达一个多月。日本侵略者虽动用陆、海军，飞机军舰等各种优势兵力数万，仍连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官兵万余，日酋盐泽幸一狂妄宣称可在四小时内完全占领上海的牛皮，在铁的事实面前被无情地戳穿。
3月1日，万余日军登陆浏河口，形成包抄之势。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难以扭转，以及南京政府妥协求和方针的一再干预，十九路军终在“后援不继”的情势下，被迫撤退。3月24日，在各国列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开始停战谈判。迫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实力对比的客观状况，最后以中国方面让步、签署停战协定而告终。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外公，遂受命以中国军事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场谈判。根据近年披露的档案材料，当时谈判进行得紧张而激烈，外公和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等其他中方代表一道，对日方代表的种种蛮横要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这场谈判桌上的交锋，其实并不亚于战场上面对面的厮杀。
然而，毕竟淞沪血战的精神不死，光辉永存！后来，外公在给《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一书所作序言中写道，此战“意义即在表示中国民族不屈不挠之精神，抵抗的精神！不抵抗主义之误尽天下苍生，我们已经看见了，与其束手待毙，何如一战求存？如果全国能作持久的抗战，中国民族何至无复兴之机？”
淞沪战火甫熄，十九路军就被蒋介石强令调往福建苏区“剿共”。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愤于蒋介石媚日反共的倒行逆施，在福州发动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外公亦参与了这一义举，并任福建人民政府委员，调任闽南省省长，旋因蒋介石重兵镇压，十九路军失败，被迫流亡香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外公重又满怀希望地奔赴南京，请缨出征，却不为当局所重用。次年，他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回家乡出任皖南行署主任，这才获得一个施展抱负、为国为乡造福、为抗战尽力的机会。到任后，外公大力整顿地方政治，倡行廉洁风气，倚靠中共党员余华、范治农等人，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并积极发展经济，稳定市场，恢复交通，推动教育，打破日寇对皖南地区的封锁。他在皖南任职的两年中，同新四军友好相处。国民党当局以外公素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交谊甚笃，劝他出面“策反”叶挺，遭到断然拒绝。1940年，外公因不满反共成性、为人奸诈的新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托故辞职。后虽一度到江西出任过东南补给区司令一职，但在抗战胜利、内战将起之际，再度愤而辞职。
外公是个极富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人，他一生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我中华民族的百般欺凌奴役，深恶那些为虎作
伥、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和怯于外战、勇于内争的奸佞之辈。他宁愿在抵御外患的战斗中血洒沙场，而决不为国人阋墙的内战出半点力。纵观外公的戎马生涯，每当外抗强虏、内除军阀的重大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而一至国共破裂、内战爆发，他又往往拂袖而去，拒绝助纣为虐。这正应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曾几度对外公拉拢吹捧，许以高官利诱，他却始终不为所动，泰然自处，保持了一个正直军人的磊落品格和弥足珍贵的气节。
在现实的教育下，外公愈益认清蒋介石政权的真面目。解放战争期间，他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开始参加反蒋秘密活动，1948年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今民革前身）。解放后，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外公对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权位，不事张扬，他觉得，共产党和人民给他的已经太多。他更为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情谊，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听外婆和母亲说，他一生帮助接济过的亲友、部下，不知有多少。他的朋友很多，平日家里总是访客盈门，络绎不绝。外公自己也不时出外登门拜访友人，不顾年迈，挤乘公共汽车，从市西赶到市东，又赶到市北，而不愿动辄叫小车，去麻烦有关领导部门。记得我年小学五、六年级时，曾经常陪同外公出外乘车、寻路当向导，也就有幸旁听大人们的谈话。那时我尚年幼，谙事不多，但记得大人们言谈间除了国事还是国事。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外公工作所在的安徽省，人民生活困苦，外公忧国忧民、溢于言表的关切之情，至今我还深印脑际。
他有几位共产党人朋友，像地下斗争时即熟识的余华（原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长）、黄序周（原上海市民政局长）等，把他们视为帮助自己进步的精神楷模，十分尊重。十年动乱时期造反派迫害余华，跑到安徽整材料，找到外公。当时，外公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他仍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为余华的事秉公执言，气得造反派对外公直拍桌子，大吵大闹。解放后首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郭化若将军（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素重外公这位前任民国时期淞沪警备司令的人品，他们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曾交契颇深，郭将军还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赠送给外公。1973年外公逝世时，郭将军又自京赴皖出席了外公的追悼会。
自五十年代初调皖工作以后，差不多每年冬天，外公从北京开完会后都要来沪小住月余。他嗜好吸烟。每当他回家，他的房间里总弥漫着一阵浓浓的香烟味，甜丝丝的，很特别，也很好闻，时隔多年，我仍忘不了这种烟味。只要一闻到这股温馨的烟味，我就感觉到是外公回来了。然而后来，我却再也闻不到了。在他离别人世之际，我因未能及时赶去合肥参加他的告别仪式、送他最后一程而深感遗憾，这层憾意多年来一直久久萦绕于心头，每及思之，更添加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值此外公百岁诞辰，又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谨以此文，聊寄我的不尽情思。
（作者自注：该文原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今略作文字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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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