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广大的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为赢得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以其睿智的思想，精辟的言论，大无畏的行动，为激励和鼓舞妇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起到了强有力的表率作用。

妇女反帝斗争的旗手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妇女，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在党的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上海妇女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开展，她们以产业女工为主体，成为五卅反帝运动中新崛起的一支生力军。

在这场五卅反帝斗争中，宋庆龄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她犹如夜空中一颗闪耀的明星，成为妇女反帝斗争的旗手。

五卅运动的发生，正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两个月。这场震撼人心、席卷全国的反帝斗争，使处于巨大悲痛中的宋庆龄，迅速地从痛苦中站起来，把民族与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地投身于斗争的行列。她抱病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今日所急者不在扑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凡中国国民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宋庆龄以鲜明的观点，揭示了五卅运动的反帝性质，并要以此为契机，引导人民奋起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

宋庆龄还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路线，“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这一路线恰恰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五卅惨案发生当天，中共中央深夜即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的斗争策略，将运动扩大到各阶层，组成各阶级的联合阵线；号召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屠杀；组成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无疑，宋庆龄提出的这条斗争的路线，不仅与当时提倡“依靠政府交涉”，以扑灭人民反帝运动的舆论针锋相对；更是对贯彻中共对五卅运动的斗争策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五卅反帝斗争，是宋庆龄自孙中山逝世后，为捍卫先生的革命主张而进行的第一次独立的战斗，她一开始就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为了团结各界妇女投入反帝斗争，同年6月3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6月5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在中共“三大”通过的由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即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的口号及进行联合的方式。这次行动正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实现的，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0多个团体及学校代表80多人。宋庆龄亲临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给与会妇女代表以极大的鼓舞。会上，钟复光致开会词，向警予宣读《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提出撤退外国武装，释放被捕群众，惩凶道歉等12条要求，得到一致通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为女界援助五卅惨案的总指挥部，她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在五卅反帝运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发挥出了她的独特的作用。为唤起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她委托国民党左派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她组织国民党左派向国内外募捐，援助失业工人，还在上海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并亲自前往大同大学，发表题为《近代之外交史》的长篇演说。

宋庆龄身体力行，她的大无畏的精神，给上海妇女以莫大的启迪和鼓舞，为妇女投身反帝斗争树立了榜样。

“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再次侵犯上海。驻守在沪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奋起迎敌，爆发了英勇的淞沪抗战。

战幕拉开，上海各界妇女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支前的战斗中去。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日商纱厂的千百万女工首先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她们自动宣告停工，议决：日兵一日不撤退，工人则决不进厂复工，女工们还编印《反日妇女》三日刊，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抗日战争的压迫；有的女工自动组织起来，冒着枪林弹雨奔赴火线抢运伤员。

上海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团结全市妇女彻底反日，促进民族解放为宗旨，组成了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她们发出了《为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告劳动妇女书》，号召劳动妇女奋起斗争，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组织宣传队，分赴街头、工厂作罢市、罢工共同御侮的宣传；组织慰劳救护队，许多女医务人员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抢救护理工作，她们表示：“战争会有牺牲，但只要为了救国，一切都愿献出，包括生命。”

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成为淞沪抗战中一支有力的妇女大军。

在淞沪抗战的日日夜夜里，宋庆龄与上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支援19路军，奉献了全部精力。

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显示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赤子之心。战事一发生，她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予敌人之手”。这掷地有声之言，正是千百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对南京国民党当局破坏19路军抗战的谴责。

宋庆龄和她的亲密战友何香凝怀着满腔热血，顶风冒雪亲赴真如慰问19路军将士。宋庆龄高度赞扬将士们英勇抗日的精神，她说：“19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宋庆龄对将士们的无比敬爱，恰恰表达了她对维护民族尊严的忠诚感情。

在前线慰问中，她们目睹了由于国民党拒增军饷物资，战士们只穿着单夹军衣战斗在隆冬刺骨的风雪中，许多为国负伤的战士急待抢救治疗，而医疗设备及药品都严重缺乏。这情景使宋庆龄感慨万千，忧心如焚。她们回到上海，立即发动了募捐活动，并致电海内外，呼吁各界爱国民众和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成立“妇女界捐助军用服装会”，妇女们通宵达旦赶制御寒棉衣，5天内，数万件绣有红色“胜”字的丝棉背心和3万套棉衣，送到了抗日将士的手中。

在淞沪抗战惊天动地的33天里，宋庆龄用她激昂的言词，勇敢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妇女群众，使她们相信中国人民是有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也使她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是一个投降卖国的反动统治集团。她们将继续紧密地团结起来，投入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位在淞沪抗战期间采访过宋庆龄的美国记者曾经写道：“孙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义勇，不畏强暴，……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宋庆龄是当之无愧的。

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宣传群众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宣言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妇女在《八一宣言》的指引下纷纷行动起来。文化界的青年妇女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于1935年秋冬创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在女教师中，由女共产党员冯光灌出面，成立了女教师会；家庭知识妇女们由杜君慧、徐镜平领导成立了“蜜蜂社”；广大女工的教育工作，则通过工人夜校，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属的女工夜校开展。这多种妇女组织，经常举行报告会、读书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使妇女接受进步思想，提高她们的觉悟，逐步培养成妇女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1935年12月21日，在原有小型妇女群众组织的基础上，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又称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活动，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妇女运动的新高涨。

妇救会成立大会是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1000多名妇女济济一堂。史良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妇女个人，在此总集合，就是我们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接着何香凝讲话，她号召上海妇女要敢于武装起来与入侵的帝国主义抗争。大会结束后，即上街示威游行。妇女们手挽着手，浩浩荡荡地通过南京路，她们喊出：“欢迎民众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口号，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大队一起行进。声势浩大的妇女示威大游行，在民众中引得广泛的同情与共鸣，打响了妇女抗日救亡的第一炮。

1936年5月30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的成立，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全面抗战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会上，宋庆龄当选为执行委员，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光荣的重担，率领群众站在抗日行列之首。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重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她把自己的观点、思想和理论，通过舆论透彻明白地向海内外广为传播、广为宣传，使之化为大众的共识，这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7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1月26日，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尖锐地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她强烈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下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国四万万人民在咧！”声明见报后，各界奔走相告，争相阅读。一时全国各地声援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电文，如同雪片一样飞来。“七君子”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世界性的和平组织和国际名流纷纷声援。

宋庆龄的一则声明，将“七君子”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给国民党蒋介石营垒以强大的反击。

1937年4月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对“沈案”提出公诉，为配合法庭上的斗争，救国会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发动了一场“救国入狱运动”。

在这场永载史册的“救国入狱运动”中，宋庆龄以其智勇双全、一身正气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1937年7月出版的《妇女生活》上，刊登的由作者胡子婴所写《赴苏投案始末记》一文，详情地描述了宋庆龄在与苏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文中有这一段叙述，大意是：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对宋庆龄一行迟迟不敢出来接见。“他们一天不出来，我们等一天，两天不出来，我们等二天，”孙夫人的怒火终于冲出她的喉头。之后，由一名书记官、一名检察官出来应付。“我们要见院长与首席；不然我们不说话！”孙夫人先开口，接着大家一齐站起来“不开口”，这雷鸣般的声音，把这两人给镇住了，他们只得默然退出。……一位夏姓的检察官又来了，孙夫人第一个开口：“我是救国会发起人兼全救会执委，我与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同样的事情，在法律上也愿意负同样责任，请你把我收押起来，与他们七位一样的受不自由的处分。”检察官无言对答，……

这篇生动的报道发表后，在广大妇女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宋庆龄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这场斗争中，运用舆论充分显示了她的斗争的坚定性和灵活性，可称得是她革命生涯中光辉的一笔。

宋庆龄永远活在上海妇女的心中

八一三抗战爆发，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妇女工作大纲》，提出这一时期的妇女工作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总的目标是“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上海的妇女工作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开展的。

在上海各届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何香凝领导上海各界妇女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易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何香凝任该会主席，宋庆龄被推选为理事。在慰劳分会的领导和发动下，在8－10这3个月中，上海各阶层妇女程度不同地发动起来了，她们竭尽全力支援前线抗日战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作救护慰劳工作。所做的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深入艰苦，为淞沪抗战坚持3个月之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以后上海妇女在孤岛环境中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活动打下基础。

1937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的形势日益严峻，上海的形势更为紧张。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来电，为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12月上旬，上海租界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中共中央再次来电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2月23日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安然登上开赴香港的巨轮，顺利到达香港，展开了她为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新的一页。

宋庆龄离开了上海，但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在上海妇女的心目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的思想言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畏行动，热情坦诚的情感风格，都成为上海妇女的表率。当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在造就跨世纪妇女人才，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中，宋庆龄的光辉形象，仍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引导着上海妇女奋勇前进。

宋庆龄永远活在上海妇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