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统治龙岩稍作稳定之后，立即清匪、处置杂牌军。岩东匪情较为严重，民团势力特别猖獗。刘烈波、林月升、周焕文、林雨高担任民团团长，霸占雁石、白沙、万安和苏坂整个岩东。刘烈波在雁石又发展民团支队700余名，散居各农村要地骚扰群众。1933年到，十九路军调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岩东，取代民团，军管雁石，逐步建立区、乡自治委员会政权。该军每到驻地，也象初到龙岩一样在驻地周围高处或交通要道建造堡垒，设岗防止红军游击队袭击——在短期内，十九路军收编或解散了小池、岩城、雁石、白沙、万安、集美山的民团武装，也消灭了岩东大部分股匪，使岩东地方较为安靖。后来，十九路军雷厉风行，在龙岩逮捕枪决了张希武、林月升、刘烈波、邓文富、洪村木、陈明富等民团大小头目。随后，周焕文潜逃，林雨高死亡，龙岩和岩东的民团头子一网打尽，初步巩固了区、乡自治委员会的政权。

    1933年7月，十九路军在龙岩的地方组织机构改设闽西善后处，军长蔡廷锴兼任处长。龙岩县改设善后分处，由六十师秘书魏玉怀兼主任职。政治方面，区、乡继续清查户口，制发良民证，采用“连坐法”。以镇压和引诱自新相结合的办法来控制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这一时期，中共工作团和地下区委领导了苏区人民与十九路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圩镇上和驻军营房，共产党人书写张贴了“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和“欢迎十九路军来参加红军”等标语，通过政治宣传，动摇军心，使十九路军将领害怕“士兵革命运动”。关于闽西善后处贯彻“计口授田”的土地政策，苏区人民坚持抵制，与区、乡自治委员会明争暗斗，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在军事行动上，十九路军在闽西“围剿”虽然步步进逼。但苏区人民善于游击战术，十九路军在“围剿”中反而处处遭受袭击，致使驻军惶恐不安。十九路军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一些颇有政治远见的领导长官便开始考虑政治转向问题，与红军酝酿停战。1933年秋，十九路军改变了“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成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政治完全转向。于是，龙岩成为十九路军与中央苏区、红军联络的桥梁。据称，10月中旬，驻军派出代表徐名鸿与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互相沟通，作过了许多具体有利合作的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制定两军合作要领。后来，闽西善后处代表又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签署《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放“封锁”，采取互作原则，根据协定规定“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十九路军还组织贸易合作社，把贮存的食盐、药材、布疋等货物运往苏区。当地商民也道经龙岩自由来往进行物资交易。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组织发动福建事变，竟于12月4日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把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4个省。1934年1月22日，龙岩各界发起召开三万人的民众大会，热烈庆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龙岩耕农会、总工会、商会、妇女会等团体坚决支持和拥护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龙岩农村各地，也纷纷集会拥护新的人民革命政府。雁石区、乡曾在溪洲坂广场召开万人集会，热烈高呼拥护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口号。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十九路军，并派飞机轰炸龙岩，威胁龙岩驻军。1934年1月13日，人民革命政府由福州迁址漳州，以龙岩作为巩固的后方，坚持反蒋抗日。随后，蔡廷锴和许多高级官员乘飞机来过龙岩部署应付事变，意图利用闽西善后处的工作基础和地方势力合作进行反蒋斗争。同时由漳州到达龙岩的十九路军部队，有军官团、炮兵营、工兵营、高炮部队。此时与原驻龙岩的周力行团队武装共约4000余人。蔡军长命令破坏漳龙公路，阻挡蒋军围攻。另则整编残余部队，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斗争。可是，蒋军大兵压境，十九路军的主力部队又被蒋介石改编，失去了战斗力量。而在闽西的六十师、七十八师，后被调动开往河南，余下在龙岩的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想要据守龙岩孤军反蒋，当时难以维持局面。“蔡廷锴最后采取了接受粤军改编，藉以保留一点种子为出路，伺机再起”。在此紧急关头，李济深和一部分十九路军头号人物，先后分批离开龙岩经永定、大埔赴汕头，安全抵达香港避难。

    时局紧张，军情复杂，粤军背弃协议，十九路军周力行的部队全被缴械，周力行幸能逃脱虎口。至此，十九路军在龙岩的军队丧失殆尽。事后，蔡廷锴不得不离开龙岩孤身前往香港从事民主抗日运动。 

    “闽变”失败，陈济棠派严应鱼领兵接防龙岩，宣布取消闽西善后处，改设“龙岩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并将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以通共产党罪名杀害。龙岩政局转变，中共党组织仍然领导苏区人民坚持长期的敌后。

                       参考资料：民国三十四年《龙岩县志》，新编《龙岩市

                          (区)志》、《龙岩地区志》和《龙岩人民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