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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一·二八”事变揭秘
发布时间：2006年6月22日作者：朱安平文
７０年前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是自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以十九路军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迫使日军在３０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为全国抗战奏响了一曲悲壮的序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性、敢于打败侵略者的英勇气概，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一页。
十九路军严阵以待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轻易得手，又向上海这个中国最为重要并有着复杂国际背景的大都市发动进攻，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为转移侵占东北的视线，日人制造了日僧事件。随后又将战火从白山黑水引向黄浦江畔，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１月２３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进行抗战部署。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寇一决死战。”作为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说：“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蒋光鼐激励高级军官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午后，十九路军向所属各部发出第一道密令，要求各部“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并作出防御部署。
与此同时，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还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首次提出中国抗日军民合作抗战的口号，并有七项具体措施，慨然表示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沪淞万国俱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九·一八悲剧没有重演
１月２６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恃强逞凶发出最后通谍，再次就日僧事件所提惩凶、恤伤、道歉和取缔抗日运动四项要求，限中方在４８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日方原打算中国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要求，岂料１月２８日下午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全部承诺四项无理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并于当日清晨即开始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的行动。
当晚８时半，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为免失却出兵进犯借口，故意延至当晚１１时２５分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设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此之前已完成队伍集结并开始出发，企图在中方措手不及之下实施突然袭击，企图重演“九·一八”。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袭击，随之日军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各路口发起全线进攻。蔡廷锴当即向南京急电相告：“顷据闸北张团长报告，闸北左翼及虬江路均开火，我军决意抵抗。”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联名发出通电重申御敌决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力挫顽敌，日数易主帅
日本侵略者在“一·二八”发动闸北进攻时，主持战事的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夸下海口，４小时即可完事，但在十九路军官兵愤怒的枪弹刺刀面前，日军屡攻屡败，仅第一天就付出伤亡８００人的惨重代价。日军不得不出动一批批飞机狂轰滥炸，掩护地面部队进攻，十九路军将士们不畏强暴，英勇顽强地进行一天一夜的街战巷斗，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计划。日方因伤亡惨重，通过英、美领事要求停战３日，但在援兵抵达后又撕毁协议恢复进攻。
我军以弱小之力，顽强抵抗日军进攻达一月余，击溃具有相当规模攻势十余次，直到主动撤退之前，日军始终不得突破我主要防线，反而一再损兵换将。日军指挥官先后换植田谦吉、白川义则。爱国人士章太炎当时曾盛赞：“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悲怆退却扼腕之痛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虽然十九路军以及参战的第五军奋勇挫敌战绩辉煌，但战争的结局却是以我军的后退而告终，留下令人扼腕一笔。
我淞沪抗战前线军队的后撤，组织周密、行动有序。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有这样记述：“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中国军队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日军白川义则于３月２日发现我军退出第一道防线后，急忙下令追击，企图消灭我有生兵力，我军针锋相对展开坚决的阻击战，葛隆镇血战即是其中重要一役。尾追我军的日军１１师团，于３日凌晨一时突然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发动夜袭，守备于此的第五军８７师２５９旅５１７团的前哨部队奋起阻击，经浴血苦战将敌人阻留于娄塘附边。日军两度增援至次日午后达７０００余众，陷入重围的我５１７团官兵孤军奋战，弹药几将耗尽，士兵死伤过半，仍坚持抵战，直到下午４时援军赶至，终将敌军击退，保障我军大部队安全撤退。是役被称为淞沪抗战中日双方最后一次恶战，在一天的奋战中我军伤亡近千人，其中身饮７弹不幸牺牲的营长朱耀章是有名儒将，殉国前两天还挥笔作词：“……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日本参谋总部从驻上海公使馆情报获悉中国守军开始撤退，即发出宣布停战指令，但正指挥军队进行追击的白川义则，迟至３月３日才发表所谓停战声明，实际到７日才停止战斗行动。随后日本外交当局正式向中国当局表示要求举行停战和撤军谈判。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即通称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正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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